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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很现实,如有必要,他们会主动采取迂迴战术。在无线电话的技术标准方面,他们就是这样干的。而在芯片战中,他们的做法则更具代表性。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于2004年3月第一次受到来自美国的控诉。华盛顿指责北京打算对外国的微处理器征收17%的增值税,而对在当地制造的芯片的税率则只有3%。7月,美国总统特别贸易代表罗伯特·佐立克很有把握地宣布,中国已经放弃这项歧视性计划,有鉴于此,美国也撤回了诉讼。中国对“美国制造”的半导体的需求量确实很大,它自己目前尚无力制造这种半导体。在美国对华出口中,半导体位居第3(每年超过20亿美元)。两位巨人迅速悟出了各自的利益所在,芯片之战很快结束了。这样一个新巨人的崛起,一个拥有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国家的崛起,自然不能不引起许多担心,甚至害怕。如果还要用动物来做比喻的话,那就如同一只大象走进了瓷器店。在《追忆似水年华》一书中,马塞尔·普鲁斯特描写了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的感叹,她说,“中国让我感到不安……” 。今天,出于各自的目的,许多人都爱开玩笑式地引用这句名言。如果要拍成一部电影,那他们一定会给这部影片命名为《中央吸血鬼帝国》——当然是部恐怖片。他们会说,你难道没有一眼就看出来吗?那是个庞大的帝国,它正在吸食着全球的资源,损害着其他人的利益。它要吞食的不仅仅是奥运会的金牌,它还在抽取越来越多的能源和原材料。它把全世界的资本都吸引过来了——从3年前开始,中国就已经成了国际资本的最大投资目的地。它还在无耻地窃取别人的发明专利和就业机会。毫无疑问,影片最后的一个场景将采用法国的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在2004年竞选时印制在传单上的一张照片:一个法国人被剥光衣服,塞进纸盒子里,纸盒外面印着醒目的大字标识——“中国制造”。这种普遍不稳定的主要根源,是由于全球范围内的贸易条件已经被彻底颠覆了。中国的变革比历史上任何其他较小的工业强国的出现都更大、更持久,它迫切地需要能源和原料,其巨大的需求使这些产品的价格在全球市场上飙升。它拥有大量的、廉价的劳动力,它的报价直接或间接地压低了世界劳务市场的价格(工资水平)。这样一个新建立的价格体制肯定是过渡性质的,那也正是近几年来人们那么关注金融问题,一会儿担心通货膨胀,一会儿又担心通货紧缩的最终原因。人们依靠自己的创新、投资以及想象力,可以减轻全球的能源紧张关系,通过培训、请愿和创造力,也可能减少劳务市场的压力。但考虑到中国幅员的广大,这种过渡将会是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全世界范围的原材料价格上涨和劳动力价格下降,可能会持续多年,这方面的调整工作只能逐步地进行。对于自然资源丰富、拥有大量原材料与能源的国家来说,这会是一个好机会。而对于那些只依靠自己的廉价劳动力来求发展的国家而言,则是一种灾难。这是造成世界经济格局深刻变化的一个主要因素。这种变化会有利于太平洋沿岸的国家,而不利于大西洋沿岸的国家。中国的腾飞将在无意中有利于一些国家的发展,而有害于另外一些国家,例如,巴西可以得利,而墨西哥将受害;哈萨克斯坦可以受益,波兰却不行。中国使全球经济力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谁有可靠的网投平台《当中国改变世界》一书于今年2月在巴黎出版,适逢中法文化年活动高潮,又赶在法国就欧盟宪法举行全民公决前夕,该书讨论的话题均十分敏感,迅速热销。

谁有可靠的网投平台为什么18世纪的工业革命会在欧洲爆发,而没有发生在中国,从而导致了欧亚大陆两端的“大分流”?美国一位大学教授彭慕兰最近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就是《大分流》,他重新提出的这个问题使学术界陷入激烈的争论中 。一些人,例如彭慕兰,认为原因在于欧洲的煤炭更容易开采;而另一些人,例如英国人戴维·兰德斯,则强调制度系统的优越性(与中国相比,英国的体制更有利于发挥个人的主动性);还有人强调政治环境的差异。今天,这些区别都不重要了,世界出现了“大趋同”的形势。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是想说明,如果说很多新加入经济强国俱乐部的国家还只不过是些“新手”,那么中国则是一个重返者。制假在中国已经不再是手工作坊的事情,近年来,它已变成一种实实在在的产业。在一些城市里,简直全城都在生产某种产品,在当地某些党政干部的支持下,许多身处困境的国有企业也投资此事。他们仿冒一切,没有哪样产品能够逃得过:从芭比娃娃到乐高公司的玩具,从自行车到手提电脑,从斯沃琪到卡蒂亚牌的手表,以及软件、汽车散件或者药品。甚至一些真品尚未在其原产国上市,仿冒品竟已出现了。所有这些假货都是从中国市场开始的,卖给那些贪慕时尚和名牌、但没钱买真品的消费者。这种竞争使很多跨国公司遭受惨重损失。世界洗涤剂业的老大宝洁公司估计,由于仿冒,该公司每年的营业额要损失5%~10%。人们曾经议论,世界经济已不可逆转地向非物质化转移,但中国却提醒大家,人类活动依然要依赖于物质。这种返璞归真让人们重新想起了“老式经济”:田野、矿山、高炉和港口……有人曾说,英特网的出现将使那些旧经济变得毫无用处。但是事实上,在所有的工业化国家,例如法国,人们所说的这种“初级产业”不仅继续存在,而且还将在长期里继续影响其他经济产业:“第二产业”(加工工业)和“第三产业”(服务业)。

2003年12月,对胸罩设置配额限制;报纸和电视对剽窃、偷取工业产权之风大加挞伐;2004年3月,美国向世界贸易组织递交了一纸诉状,控诉中国对美国生产的“芯片”——英特尔公司的微处理器等——采取了不可接受的关税歧视;同年6月,美国对中国的木床和木制柜子行使特别关税权……面对敌手,美国加强了火力,上述几项案例就是明证。最近10年以来,华盛顿开展了一场针对中国盗版行为的真正的游击战,控告该国不守贸易游戏的规则。但连续几届政府,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政府,却一直小心翼翼,竭力避免使这场游击战扩大为真正的正规贸易战。一方面,这是因为中国拥有反击的武器,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两国的利益联系如此紧密,以致一损俱损。在人类的经济史中,还从来没有过一个如此巨大的国家(13亿人口),在一个如此长的时期里(25年),有过如此迅速的增长(每年8%)。这一成功理应使人欢欣,但却引起了不安。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世界曾改变了中国。今天,中国就要改变世界。明天,中国将可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中国工人的工资固然较低,但其生产率亦普遍低于法国和美国同行。不过,设备的现代化和先进经验的引进能明显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使得中国工人的效率不断提高——目前的生产率正以每年6%的速度提高。美国人还喜欢揭露他们认定的各种各样的中国式倾销行为,比如货币倾销,即汇率定得过低;又如社会倾销,指中国的劳动条件太不人道;金融倾销,指中国企业从国有银行取得了优惠贷款;还有低价倾销,指责中国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在世界市场上销售产品。就像它经常对欧洲进行指控的一样,这其中有些肯定是真的。但是,就算这些因素都被排除掉,也产生不了多大的作用,因为中国人的工资优势实在太大了。谁有可靠的网投平台墨西哥、突尼斯和菲律宾人并没有这种弱点。发达国家向它们转移了一部分规模不算小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算起来已经有年头了。美国人长期购买墨西哥产的衬衫,法国人买突尼斯的,而日本人则买菲律宾的。这些更靠近南半球的国家有着廉价的劳动力,有利于发达国家大规模转移那些需要很多劳动力、对素质要求不高的产业,同时加剧了发达国家工业生产的“非本地化”的浪潮。“非本地化”运动动摇了老工业国,迫使其进行痛苦的重组,却有利于一些穷国起飞,使其国民逐渐富裕起来,并开始提高那里的工资。然而问题的关键是,面对中国,墨西哥、突尼斯和菲律宾又变成劳动力“昂贵”的国家了。那里的工资是中国的3倍、4倍到5倍,这些国家没有在工业化诞生后再往产业高端前进,所以猝遇竞争,就进退失据。更先进一点的国家,如葡萄牙和土耳其,也面临类似的威胁。中国的租金优势实际上正在引发新一轮的转移,这回是将世界的一些制造业连锅端地都搬到中国去,从那些中等收入的、已经开始了工业化的国家端出去,端到中央帝国这个更接近南半球的国家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多位专家指出,面对中国国力的崛起,真正的输家将是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那些单纯依赖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国家。

为什么18世纪的工业革命会在欧洲爆发,而没有发生在中国,从而导致了欧亚大陆两端的“大分流”?美国一位大学教授彭慕兰最近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就是《大分流》,他重新提出的这个问题使学术界陷入激烈的争论中 。一些人,例如彭慕兰,认为原因在于欧洲的煤炭更容易开采;而另一些人,例如英国人戴维·兰德斯,则强调制度系统的优越性(与中国相比,英国的体制更有利于发挥个人的主动性);还有人强调政治环境的差异。今天,这些区别都不重要了,世界出现了“大趋同”的形势。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是想说明,如果说很多新加入经济强国俱乐部的国家还只不过是些“新手”,那么中国则是一个重返者。邓小平的到来结束了经济上的长眠。中国在此前相当长的时间里曾沦为全球最穷的国家之一,直到最近为止,它基本上悄无声息。仅仅到了21世纪初,其他地方的人们才开始热烈谈论它。其实,自从1978年以来,中国所取得的成绩就已经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高度。它现在的生产总值是当时的10倍,在世界上排名第6,人均收入是当时的7倍,出口额更是增长了45倍。4亿中国人走出了在过去25年中徘徊不前的绝对贫困状态。实际上,在人类的经济发展史上,人们还从未见过一个人口如此众多的国家(13亿),在如此长的时期内(25年),有过如此迅猛的发展(年增长率达到了8~9%)。另外,也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如此依靠外部世界——依靠外面的的市场、技术和资本——的帮助来实现自己的起飞。所有这些都使当今最有名的美国经济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感到叹服,他断言,“中国是世界上从未有过的最好的发展成功的案例”。伊兹拉莱维奇先生曾先后担任法国《拓展报》、《经济论坛报》编辑,《世界报》驻纽约特派记者、财经报道部主任,现任《回声报》副总编。他同时还担任法国国家经济委员会委员、法国国家行政学院理事。埃里克·伊兹拉莱维奇以清晰、杰出的笔触分析了这一地震,用大量实例阐述了中国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看过之后,我们是否还能确信全球化的未来?

究竟是《中央吸血鬼帝国》,还是《未来的天朝大国》?实际上,这样的选择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从18世纪末期英国掀起工业革命以来,每当一个新兴国家的经济开始起飞,并且加入富裕国家组成的小小俱乐部的时候,那些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国家都会感到不安。它们从中首先看到的是对自己统治现状的威胁,是自己的工人和企业需要直面的竞争。它们有时会想办法扑灭新来者的热情——在边界上设置障碍,阻挡其产品的进入,实行市场保护的政策。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会逐渐认识到,自己也可以从俱乐部的扩大中获利,可以从新成员的加入中取得收益。与传统案例相比,中国在工资方面有着漫长的追赶时间,而高科技力量的提升却将显示出惊人的速度:它将成为非洲和美洲、中世纪和21世纪的不确定的混合体,中国将以强大而持久的力量在各种市场上与老工业国展开竞争,它要迫使后者进行前所未有的、强烈的“创造性的破坏”。还有,中央帝国将使富国面临节奏上的考验,创新能够和摧毁一样快吗?为了补充那些被“中央吸血鬼”靠自己的相对优势抽走的旧产业,老工业国的实验室能够迅速设计出新的设备、服务和职业吗?从目前来看,涡流估计要比过去的强烈得多。即使“两强说”尚未成为现实,但可以肯定的是,美国和中国肯定是新世纪世界经济中两个活力最强的国家。高盛亚洲公司的负责人胡祖六先生发表的计算结果显示,最近四年来,美国和中国共同贡献了世界经济增量的2/3。但两者内部的力量关系很不平衡。总有一只是狼,一只是羔羊。按照通用的方法计算,美国这只狼的国内生产总值高出中国这只羔羊的10倍,人均收入则是中国的10~30倍。即使按照最乐观的假设,在2030年前,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也不可能超过美国。美国在向全世界发行货币,中国还没有真正的可兑换货币。美国企业统治着经济界所有的重要行业,而他的对手中国在这些行业中还只能蹒跚学步,是一位正在学习认字的儿童。美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的领先优势则更为明显。这样的劳动分工受到了北京的积极支持。他们从中看到了进入世界大生产链的机会,同时可以在里面学到了许多东西,因此他们不计较单纯充当经济强国的转包商。与日本相反,人们看到中国人大开国门、广吸外资。这正是邓小平战略的基本精神。美国企业并不是最后一批冲进中国的。当然,他们中的不少企业曾经在中国灼伤过翅膀。那些在20世纪80年代投入第一笔资金的企业曾遭遇失望。乔·斯塔威尔,一位美国记者,他在自己的《中国梦》一书中常常以令人失望而又略带调侃的笔触,描写了美国那些大老板们坚持不懈地追求全球最大处女市场的长篇史诗。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只是他们遥不可及的一个梦。而今,这些梦想才变得越来越实际了。

伊兹拉莱维奇先生曾先后担任法国《拓展报》、《经济论坛报》编辑,《世界报》驻纽约特派记者、财经报道部主任,现任《回声报》副总编。他同时还担任法国国家经济委员会委员、法国国家行政学院理事。在地球的另一角澳大利亚,必和必拓集团是全球最大的铁矿石生产集团之一,它的领导人却急得直跺脚。40年来,他们一直开采着这种真正的金蛋——他们有世界上最大的铁矿储藏,自称为“鲸骨之山”。然而眼下,他们却满足不了中国的要求,他们没有巨型的矿石拖车将矿石从深井中运出来。尤其是他们需要更多合格的矿工,可是根本找不到!谁有可靠的网投平台海尔的奠基人张瑞敏也是当今中国的一位英豪,有一部长篇史诗式的电影——《首席执行官》叙述了他的成长故事。1984年,年轻的政府官员张瑞敏决定弃政从商。在青岛,这座距北京800公里外的港口城市,他收购了一家身陷困境的冰箱厂,紧接着又收购了第二家,再后来是另外几家,全都是冰箱厂。他让这些厂子转产,有的生产洗衣机,有的生产空调等。从90年代初开始,他成为国内无可争辩的龙头老大,占领了全国家电市场40%的份额,而且仍然在不断前进。从他所在的港口,张先生看到了更广阔的天地,他要在那里创造出全球品牌。20年来,海尔的销售额每年增长70%,凭借100亿美元的营业额(其中有10亿是外销),他成了业内的世界巨擘。英国《金融时报》的民意测验表明,海尔是全世界最受尊敬的中国企业。张瑞敏先生是杰克·韦尔奇的崇拜者,与此同时还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他并不想就此止步。人们一向认为,中国没有世界品牌。而海尔在昭示:他们的断言很快就要作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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